德国能源局称保用电安全应再建15个大型电站

但信息公开平台的设立和运行本身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如果中央政府能在技术和财政资源上给予补贴和支持，会减少这一制度推行的成本阻力。

（4）行政人员在实施强制措施过程中严重侵害善良风俗和人格尊严的。（一）承认公民拒绝权的意义在近年中国法学界的主流观念中，公民在行政机关面前不再是附属、被动的被管理者，而成为独立、能动的法律主体。

依据该解释，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当事人既不履行也不诉讼，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渊源于大陆法学理的无效行政行为理论，没有为公民拒绝权提供一个完全对应的分析框架，不应把两者简单对接。法律对拒绝权做了规定的，也不意味着实践上就没有疑义。很快，游行队伍遭到警察阻止，夏托华斯被逮捕。然而，把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公民拒绝权进行简单对接也是有问题的。

它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要尊重公民对法律的判断，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74]本文的讨论则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公民对法律的判断权应当受到一定的尊重，他基于自己理解而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藐视应当得到一定的宽容。⑤行政调查相对人将隐私信息主动暴露给特定的第三人，并基于信任而假定该第三人不会泄露信息，那么行政调查相对人不能主张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如行政调查相对人自己丢弃于第三方所搬运的垃圾桶内之物，不能主张合理的隐私期待。

同时认为她有权继续领取补助金，因为根据宪法修正案第4 条和第14 条的规定，该调查员没有取得同意或没有法院颁发的搜查证时，不能进入她的家庭。而且美国的传统习惯允许这种检查，都市卫生的需要超过个人的保密权利。三，令状申请机关必须在令状申请书中明确申请令状的案件事实，作为令状签发机关审查是否签发令状的事实依据。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不在宪法修正案第4 条和第14 条规定范围之内。

同样的，在西伊诉西雅图［See v．Seattle，387U．S．541（ 1967）］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卡马拉案禁止对公民生活住宅没有搜查证的检查所确定的原则，也适用于私人的企业场所、个人的办公室和营业地。第四，是否颁发行政调查令状的标准是执行法律的需要。

这一点也是我国目前的通行做法。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或法规所规定的标准所进行的大规模检查，或定期检查，可以包括一切企业在内。最高法院认为行政检查往往和刑事的惩罚无关，基于权衡法则，考虑到政府行为必要性与因政府行为对民众所造成之侵害，同意对行政检查令状的要求不必与刑事侦查一样严格，在颁发行政检查搜查证时，不需要可能的违法情况存在，只要存在执行法律的需要就能得到法院的许可。②、该案的事实是纽约一位领取儿童抚养补助金的母亲，拒绝福利申请调查员的家访，只同意在其他地方回答调查员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规定对现行犯的例外。如果行政机关调查人员在调查时，遭到调查相对人的激烈反抗，甚至是武力反抗，此时，允许行政机关调查人员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无证搜查调查相对人。该宪法第35 条规定，任何人，关于其住所，文件及持有物，不受侵入、搜查及扣留的权利，除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如无依据正当的理由签发并明示搜查及扣押物品的命令书，不受侵犯。地区法院认为纽约的法律违反宪法修正案第4 条和第14 条，福利管理机关不能停止拒绝家访母亲的补助金。

因此，巴罗有权拒绝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检查员的无证搜查，尽管其携带了法院的命令。从这个角度说，强制性调查因为对调查相对方基本宪法权利的实质性影响，应当适用令状主义。

家访实际上是一种搜查的形式。二，刑事措施的对象，包括刑事措施针对的人、物、场所以及时间和期限，必须明确特定。

至此，令状主义成为英国普通法权利保护的重要法定方式沿用至今。也就是说，采取这样的强制性调查措施的行政调查权力，基于法律保留原则，一般都被授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机关。检察院的命令如果三日内未获得法官确认的，失去效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行政调查机关在实施行政调查之前申请令状的程序，为行政调查机关提供再一次斟酌、考虑的机会。但是，联邦宪法法院在另一个判例中又婉转地指出，如果存在基本法第13 条第2 项之紧急危险，提请法官裁定，会因迟延而危及处分的结果时，允许迳行搜索之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联邦行政法院的同意。只要令状申请机关没有故意伪造事实，主观上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提供的案件事实是真实的，就符合签发令状的标准。

最高法院的理由在于，这些都是受普遍管制的商店，长期以来受政府严密的监督和检查。在内容上也一般规定为由上级机关对强制性调查行为进行审查，颁发或者制作调查证件。

在卡马拉诉市法庭［Camara v．Municipal Court，387U．S．523（1967）］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一位旧金山的公共卫生检查员需要搜索许可证才能检查卡马拉出租的一所寓所。令状一般可以分为搜查令、扣押令、逮捕令、监听令等，无论何种令状，令状内容必须明确特定。

行政调查中同样应当适用令状主义，以便监督、防止行政机关不合理的调查，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本文认为，对于人身、财产、处所进行的强制性调查，因为其对于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住宅不受侵犯权、隐私权、营业自由权等基本宪法权利的实质性影响，本已有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

这不仅是对行政效率的考虑，更是基于我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司法资源的实际负担的考量。《反兴奋剂条例》第35 条规定，向运动员采集受检样本时，应当出示按照兴奋剂检查规则签发的一次性兴奋剂检查授权书。在其他情况下，对于任何企业，也不需要有可能违法的原因存在，只要有需要检查的原因存在，就可颁发搜查证。我国公安部《关于实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检查、监护和阻止出入境等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也有这样的规定：必要时检查站可以对非法出入境者，被国外遣返者，出境后第三国退回的外国人，有犯罪嫌疑者，有嫌疑携带违禁品者，有嫌疑非法携带国家秘密文件、资料、枪支弹药等进行人身检查。

令状签发机关审查令状申请的合理性标准是与刑事强制措施的制止犯罪的目的相一致的。这里要求令状申请机关提交的令状申请和司法机关最终签发的令状，内容都必须明确特定：一，采取何种刑事措施必须明确特定。

行政程序 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的信息搜集活动，是几乎所有其他行政行为的程序环节和处分基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 条规定，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

《海关稽查条例》第15、16 条规定，经海关关长批准，可以暂时封存被稽查人的账簿、单证等有关资料，封存被稽查人有关进出口货物。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7 条也有类似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当确有理由认为可能因延误而严重影响工作时，检察官可以以附理由的命令决定进行窃听，但必须在24 小时内尽快通知预审法官。

程序公正是对于行政调查权的基本要求。但是，除了逮捕明确规定由检察院批准下达逮捕令之外，对其他强制性刑事侦查行为的实施并没有令状主义的严格要求。在马歇尔诉巴罗公司［Marshall v．Barlow s，Incorporated 436U．S．307（1978）］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无证搜查的权威给予了执行官和行政官无限的自由决定或选择的权力，特别在什么时候搜查和搜查谁的领域里。⑤、美国联邦法院认为，此种无令状搜查是合法的，因为在第一次合法开封后，货主对其货物已无合理隐私期待。

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令状主义一般都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台湾大法官第166 号解释及第251 号解释指出，宪法第8 条有关人身自由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对于行政处罚也同样适用，违警罚法规定由警察官署裁决之拘留、罚役，系关于人民身体自由所为之处罚，应讯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为之，然而，鉴于严格区分刑事搜查与行政检查所需遵循程序，在对令状原则适用上需要进一步斟酌。

但有违法嫌疑的物品，如果不予扣押、等待再一次申请获得调查令状，该可疑物品可能灭失，出于证据保全的需要，可以无令状先予附带扣押。3. 调查员的姓名和职位。

（二）德国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近年来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考量强制处分的适当性是法官的任务，法官必须在可能及可预期范围内，以其明确措辞裁定搜索，以便在可衡量及可控制的情况下干涉基本人权，并使其授权符合法治国家最低限度之要求。但是，必须经检查站值班领导批准。